指南录后序虚词整理(指南录后序原文鉴赏)

公元1276年,宋恭帝德祐二年,距南宋灭亡还有三年。这年,元兵兵临城下,这让南宋君臣六神无主,手足无措。此刻,文天祥是孤独的,因为其他人“莫知计所出”,在危机面前呆若木鸡,没有应对之策。此时,他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,外有强大的元兵,“时北兵已迫修门外”;国内“缙绅、大夫、士萃于左丞相府,莫知计所出”,没有应对之良谋。南宋陷入了面对敌兵压境的情况下而“战、守、迁皆不及施”的境地,南宋危若累卵。“疾风知劲草,国乱显忠臣”,在关键时刻,文天祥受任于危难之间,“除右丞相兼枢密使,都督诸路军马”。面对危局,文天祥没有选择蛮干,而是经过一番分析,选择出使北方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文天祥选择出使呢?概括说来,共有三条,第一,“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”,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可以解除祸患,这是国内的原因;第二,“初,奉使往来,无留北者”,之前出使的使者没有被元人所扣留的,这是外部原因;第三,“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”“予更欲一觇北,归而求救国之策”,认为可以用口舌打动元人,趁着出使的机会观察形势,以便寻找到拯救国家的方法,这是自身主观原因。在做出出使北方的决定时,文天祥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。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,在国家危难之际,最能见到忠臣的襟怀和刚毅。

文天祥带着扶大厦于将倾的理想到了元军的营地,慷慨陈词,使元人没有敢小瞧南宋。但变生肘腋,先是吕师孟在元人面前说他的坏话,再是贾余庆和元人勾结,文天祥因此被扣留而无法返回,他的拯救国难的理想马上就要落空了。这个时候,他没想要苟且偷生,而是“但欲求死”,痛斥元军统帅,骂乱臣贼子,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。司马迁说: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”,为气节而死,自然是重于泰山了。

在国难当头之际,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在理想尚未实现之前,怎么可能会轻易去死?对他们来说,有时候死很简单,而活着却比死更具勇气。文天祥在被扣留之后,一直寻找机会脱身回国,之所以这样,是因为他“将以有为也”,想有一番作为。文天祥期待中的作为是什么呢?在文中的最后一段也有涉及,“雪九庙之耻,复高祖之业”,想要驱逐入侵者,恢复高祖所建立的基业。他的想有所作为全是和国家层面有关的,而丝毫不涉及自身的荣辱得失。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品质,就不会有这样的价值追求。

终于,文天祥一行找到了机会,在京口逃脱。但从京口返回临安是一条艰险的路。他首先从京口逃到真州,就把元人兵力部署情况告诉了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和淮西制置使夏贵,并和他们约定共同举兵。这时,他似乎看到了把入侵者驱逐出去的曙光,但就在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,维扬的统帅李庭芝却下达了逐客命令,所有美好的想象在这一刻化为东流之水。文天祥再一次颠沛流离,这一路的艰辛和危险不是外人所能够想象的。文中,文天祥连用二十二个“死”字来记述这段重返临安之旅,足见路途的险恶,局势的紧张,本人的刚毅。

他把这段艰险途中所经历的都用诗记载了下来,结集为《指南录》,目的是让后世的人通过它来了解他的志向。他的志向不光通过《指南录》中的诗表现出来了,也通过这篇序文表达出来了,令后世人读之,为之动容。文天祥是科举状元,儒家思想构成了他的思想主体。儒家所强调的孝亲和忠君,文天祥自认为都没有做好。作为臣子让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而无力拯救是不忠;作为儿子以父母给的身体去冒险是不孝。这让以儒家行动标准为自己的行为标准的文天祥内心痛苦,但他痛苦却不消沉,他化悲痛为力量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为驱逐入侵,恢复高祖之业而鞠躬尽力,死而后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文天祥的这种人生选择是忠于自己的理想。

“臣心一片磁针石,不指南方不肯休”,文天祥的气节和人格让他名垂青史,激励后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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