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狂人日记 》是1918年鲁迅先生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,首次采用了“鲁迅”这个笔名,抨击出了社会中的人吃人制度,最早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《新青年》杂志第4卷第5号上。这篇文章也被收录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集《呐喊》当中。
《狂人日记》的创作,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,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、怨恨、不满、焦虑,以及希望、祈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,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,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“宣言”,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“总序言”。
小说一开场,登场的是人物的意识,鲁迅不用很亮很清之类的单一视觉的文字,而用“很好”这样综合意识来把握月光。接下来,“我”出场了,但对于读者来说,“我”无形无状,更不用说是高是矮,是胖是瘦,是年轻是年老,实质上,“我”即“我”的意识在继续牵着读者走:“我不见他,已是三十多年”是对“很好的月光”这种感觉的意识重认;“今天见了,精神分外爽快”这一句,是意识再次把握;“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,全是发昏;然而须十分小心”,这是意识重认后新意识的出现;“不然,那赵家的狗,何以看我两眼呢?”新出现的意识开始把新的客观对象纳入意识范围———注意,此处不是对赵家的狗那两眼的客观描述,而是意识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把握。“我怕得有理。”这一句,意识走向判断。依此分析的路子,使之贯穿整部小说,都不难得出意识流动的轨迹。因此,从这一视角看,《狂人日记》是一部展示意识过程的一部小说,简单说,《狂人日记》是一部意识性小说。
再次,在小说的结尾,有这样的一句话:“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,当初虽然不知道,现在明白,难见真的人!”所以,鲁迅此处冠以“我”有“四千年履历”,并把“真的人”与“我”相对,暗示着“我”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,当然,“我”只能是人,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,但在《狂人日记》中,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“迫害狂”病人,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,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症状。
在《狂人日记》中,假如从一个“迫害狂”患者的角度来看,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,“我”无名无姓,没有病因解释,没有病史说明,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。而另一方面,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“迫害狂”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。这说明,“我”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,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,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,假如小说中的“我”是一个一般的人,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“多疑”的这一意识。
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,“我”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“迫害狂”一类的共同特征。实际上,“我”只是一个承载物。一方面,“我”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,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,另一方面,更重要的是“我”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。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,作家不可能赤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,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,融入自己的东西。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,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“迫害狂”的征状言行,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“迫害狂”的征状,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。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著的“多疑”特征,它暗合着鲁迅“多疑”意识的内核表述。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“多疑”这一意识,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,而是这个“我”所承载的意识“多疑”。
经过这样一番梳理,《狂人日记》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“多疑”和封建理论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。《狂人日记》的主题,据鲁迅说,是“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”。“弊害”何在?乃在“吃人”。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,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:封建主义吃人!
鲁迅曾说,《狂人日记》“显示了‘文学革命’的实绩”,它以“‘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’,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”。的确,《狂人日记》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,是一座里程碑,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