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史苏轼传翻译原文(苏轼传文言文翻译注释)

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!”年迈的东坡先生遇赦由海南返中原,在海上写了这首诗,年老投荒,几死于此,我一点也不怨恨,这趟宦海经历堪为生平之冠!不久,逝于江苏常州。

此篇选自宋史,纯文言,能读完的是真爱。

苏轼,字子瞻,眉州眉山人。生十年,父洵游学四方,母程氏亲授以书,闻古今成败,辄能语其要。程氏读东汉《范滂传》,慨然太息,轼请曰:“轼若为滂,母许之否乎?”

程氏曰:“汝能为滂,吾顾不能为滂母邪!”比冠,博通经史,属文日数千言,好贾谊、陆贽书。既而读《庄子》,叹曰:“吾昔有见,口未能言,今见是书,得吾心矣。”

嘉祐二年,试礼部,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,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,得轼《刑赏忠厚论》,惊喜,欲擢冠多士,犹疑其客曾巩所为,但置第二。复以《春秋》对义居第一,殿试中乙科。

后以书见修,修语梅圣俞曰:“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。”闻者始哗不厌,久乃信服。丁母忧。五年,调福昌主簿。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。

试六论,旧不起草,以故文多不工。轼始具草,文义粲然。复对制策,入三等。自宋初以来,制策入三等,惟吴育与轼而已。除大理评事,签书凤翔府判官。

关中自元昊叛,民贫役重,岐下岁输南山木伐,自渭入河,经砥柱之险,衙吏踵破家。轼访其利害,为修衙规,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,自是害减半。

治平二年,入判登闻鼓院。英宗自藩邸闻其名,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,知制诰。宰相韩琦曰:“轼之才,远大器也,他日自当为天下用。

要在朝廷培养之,使天下之士,莫不畏慕降伏,皆欲朝廷进用,然后取而用之,则人人无复异词矣。今骤用之,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,适足以累之也。”

英宗曰:“且与修注如何?”琦曰:“记注与制诰为邻,未可遽授。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,且请召试。”英宗曰:“试之未知其能否,如轼有不能邪?”

琦犹不可,及试二论,复入三等,得直史馆。轼闻琦语,曰:“公可谓爱人以德矣。”会洵卒,赙以金帛,辞之,求赠一官,于是赠光禄丞。洵将终,以兄太白早亡,子孙未立,妹嫁杜氏,卒未葬,属轼。轼既除丧,即葬姑。后官可荫,推与太白曾孙彭。

熙宁二年,还朝。王安石执政,素恶其议论异己,以判官告院。四年,安石欲变科举,兴学校,诏两制、三馆议。

轼上议曰:“得人之道,在于知人;知人之法,在于责实。使君相有知人之明,朝廷有责实之政,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,而况于学校贡举乎?

虽因今之法,臣以为有余。使君相不知人,朝廷不责实,则公卿侍従常患无人,而况学校贡举乎?虽复古之制,臣以为不足。夫时有可否,物有兴废,方其所安,虽暴君不能废,及其既厌,虽圣人不能复。

故风俗之变,法制随之,譬如江河之徙移,强而复之,则难为力。庆历固尝立学矣,至于今日,惟有空名仅存。今将变今之礼,易今之俗,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,敛民财以食游士。

百里之内,置官立师,狱讼听于是,军旅谋于是,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,则无乃徒为纷乱,以患苦天下邪?若乃无大更革,而望有益于时,则与庆历之际何异?

故臣谓今之学校,特可因仍旧制,使先王之旧物,不废于吾世足矣。至于贡举之法,行之百年,治乱盛衰,初不由此。陛下视祖宗之世,贡举之法,与今为孰精?言语文章,与今为孰优?所得人才,与今为孰多?天下之事,与今为孰办?

较此四者之长短,其议决矣。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: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,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,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,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,此皆知其一,不知其二者也。

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,区区之法何预焉。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。夫性命之说,自子贡不得闻,而今之学者,耻不言性命,读其文,浩然无当而不可穷,观其貌,超然无著而不可挹,此岂真能然哉!盖中人之性,安于放而乐于诞耳。陛下亦安用之?”

议上,神宗悟曰:“吾固疑此,得轼议,意释然矣。”即日召见,问:“方今政令得失安在?虽朕过失,指陈可也。”对曰:“陛下生知之性,天纵文武,不患不明,不患不勤,不患不断,但患求治太急,听言太广,进人太锐。愿镇以安静,待物之来,然后应之。”

神宗悚然曰:“卿三言,朕当熟思之。凡在馆阁,皆当为朕深思治乱,无有所隐。”轼退,言于同列。安石不悦,命权开封府推官,将困之以事。轼决断精敏,声闻益远。会上元敕府市浙灯,且令损价。

轼疏言:“陛下岂以灯为悦?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。然百姓不可户晓,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,夺其口体必用之资。此事至小,体则甚大,愿追还前命。”即诏罢之。

时安石创行新法,轼上书论其不便,曰:“臣之所欲言者,三言而已。愿陛下结人心,厚风俗,存纪纲。人主之所恃者,人心而已,如木之有根,灯之有膏,之有水,农夫之有田,商贾之有财。失之则亡,此理之必然也。

自古及今,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,刚果自用而不危者。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。祖宗以来,治财用者不过三司。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,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,使六七少年,日夜讲求于内,使者四十余辈,分行营干于外。

夫制置三司条例司,求利之名也;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,求利之器也。造端宏大,民实惊疑,创法新奇,吏皆惶惑。以万乘之主而言利,以天子之宰而治财,论说百端,喧传万口,然而莫之顾者,徒曰:‘我无其事,何恤于人言。’操罔罟而入江湖,语人曰‘我非渔也’,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。

驱鹰犬而赴林薮,语人曰‘我非猎也’,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。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,则莫若罢条例司。今君臣宵旰,几一年矣,而富国之功,茫如捕风,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,祠部度五千余人耳。

以此为术,其谁不能?而所行之事,道路皆知其难。汴水浊流,自生民以来,不以种稻。今欲陂而清之,万顷之稻,必用千顷之陂,一岁一淤,三岁而满矣。

陛下遂信其说,即使相视地形,所在凿空,访寻水利,妄庸轻剽,率意争言。官司虽知其疏,不敢便行抑退,追集老少,相视可否。若非灼然难行,必须且为兴役。

官吏苟且顺従,真谓陛下有意兴作,上靡帑廪,下夺农时。隄防一开,水失故道,虽食议者之肉,何补于民!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?

自古役人,必用乡户。今者徒闻江、浙之间,数郡雇役,而欲措之天下。单丁、女户,盖天民之穷者也,而陛下首欲役之。富有四海,忍不加恤!

自杨炎为两税,租调与庸既兼之矣,奈何复欲取庸?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,庸钱不除,差役仍旧,推所従来,则必有任其咎者矣。青苗放钱,自昔有禁。

今陛下始立成法,每岁常行。虽云不许抑配,而数世之后,暴君污吏,陛下能保之与?计愿请之户,必皆孤贫不济之人,鞭挞已急,则继之逃亡,不还,则均及邻保,势有必至。

异日天下恨之,国史记之曰“青苗钱自陛下始”,岂不惜哉!且常平之法,可谓至矣。今欲变为青苗,坏彼成此,所丧逾多,亏官害民,虽悔何及!

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,用贾人桑羊之说,买贱卖贵,谓之均输。于时商贾不行,盗贼滋炽,几至于乱。孝昭既立,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,天下归心,遂以无事。

不意今日此论复兴。立法之初,其费已厚,纵使薄有所获,而征商之额,所损必多。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,以一牛易五羊,一牛之失,则隐而不言;五羊之获,则指为劳绩。

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,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,何以异此?臣窃以为过矣。议者必谓:‘民可与乐成,难与虑始。’故陛下坚执不顾,期于必行。此乃战国贪功之人,行险侥幸之说,未及乐成,而怨已起矣。

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,此也。国家之所以存亡者,在道德之浅深,不在乎强与弱;历数之所以长短者,在风俗之薄厚,不在乎富与贫。人主知此,则知所轻重矣。

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,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。爱惜风俗如护元气。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,勇悍之夫可以集事,忠厚近于迂阔,老成初若迟钝,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,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。

仁祖持法至宽,用人有叙,专务掩覆过失,未尝轻改旧章。考其成功,则曰未至。以言乎用兵,则十出而九败;以言乎府库,则仅足而无余。

徒以德泽在人,风俗知义,故升遐之日,天下归仁焉。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,事不振举,乃欲矫之以苛察,齐之以智能,招来亲进勇锐之人,以图一切速成之效。

未享其利,浇风已成。多开骤进之门,使有意外之得。公卿侍従跬步可图,俾常调之人,举生非望,欲望风俗之厚,岂可得哉?近岁朴拙之人愈少,巧进之士益多。

惟陛下哀之救之,以简易为法,以清净为心,而民德归厚。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,此也。祖宗委任台谏,未尝罪一言者。纵有薄责,旋即超升,许以风闻,而无官长。

言及乘舆,则天子改容;事关廊庙,则宰相待罪。台谏固未必皆贤,所言亦未必皆是。然须养其锐气,而借之重权者,岂徒然哉?将以折奸臣之萌也。今法令严密,朝廷清明,所谓奸臣,万无此理。

然养猫以去鼠,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;畜狗以防盗,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,下为子孙万世之防?

臣闻长老之谈,皆谓台谏所言,常随天下公议。公议所与,台谏亦与之;公议所击,台谏亦击之。今者物论沸腾,怨讟交至,公议所在,亦知之矣。臣恐自兹以往,习惯成风,尽为执政私人,以致人主孤立,纪纲一废,何事不生!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,此也。”

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,因试进士发策,以“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,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,齐桓专任管仲而霸,燕哙专任子之而败,事同而功异”为问。

安石滋怒,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,穷治无所得,轼遂请外,通判杭州。高丽入贡,使者发币于官吏,书称甲子。轼却之曰:“高丽于本朝称臣,而不禀正朔,吾安敢受!”使者易书称熙宁,然后受之。

时新政日下,轼于其间,每因法以便民,民赖以安。徙知密州。司农行手实法,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。轼谓提举官曰:“违制之坐,若自朝廷,谁敢不従?今出于司农,是擅造律也。”

提举官惊曰:“公姑徐之。”未几,朝廷知法害民,罢之。有盗窃发,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,卒凶暴恣行,至以禁物诬民,入其家争斗杀人,且畏罪惊溃,将为乱。

民奔诉轼,轼投其书不视,曰:“必不至此。”散卒闻之,少安,徐使人招出戮之。徙知徐州。河决曹村,泛于梁山泊,溢于南清河,汇于城下,涨不时泄,城将败,富民争出避水。

轼曰:“富民出,民皆动摇,吾谁与守?吾在是,水决不能败城。”驱使复入。轼诣武卫营,呼卒长,曰:“河将害城,事急矣,虽禁军且为我尽力。”卒长曰:“太守犹不避涂潦,吾侪小人,当效命。”

率其徒持畚锸以出,筑东南长堤,首起戏马台,尾属于城。雨日夜不止,城不沉者三版。轼庐于其上,过家不入,使官吏分堵以守,卒全其城。复请调来岁夫,增筑故城为木岸,以虞水之再至。

朝廷従之。徙知湖州,上表以谢。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,以诗托讽,庶有补于国。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摭其表语,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,逮赴台狱,欲置之死。锻炼久之,不决。

神宗独怜之,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。轼与田父野老,相従溪山间,筑室于东坡,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三年,神宗数有意复用,辄为当路者沮之。神宗尝语宰相王珪、蔡确曰:“国史至重;可命苏轼成之。”珪有难色。

神宗曰:“轼不可,姑用曾巩。”巩进《太祖总论》,神宗意不允,遂手札移轼汝州,有曰:“苏轼黜居思咎,阅岁滋深,人材实难,不忍终弃。”轼未至汝,上书自言饥寒,有田在常,愿得居之。朝奏,夕报可。

道过金陵,见王安石,曰:“大兵大狱,汉、唐灭亡之兆。祖宗以仁厚治天下,正欲革此。今西方用兵,连年不解,东南数起大狱,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?”

安石曰:“二事皆惠卿启之,安石在外,安敢言?”轼曰:“在朝则言,在外则不言,事君之常礼耳。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,公所以待上者,岂可以常礼乎?”

安石厉声曰:“安石须说。”又曰:“出在安石口,入在子瞻耳。”又曰:“人须是知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,得天下弗为,乃可。”轼戏曰:“今之君子,争减半年磨勘,虽杀人亦为之。”安石笑而不言。

至常,神宗崩,哲宗立,复朝奉郎、知登州,召为礼部郎中。轼旧善司马光、章惇。时光为门下侍郎,惇知枢密院,二人不相合,惇每以谑侮困光,光苦之。

轼谓惇曰:“司马君实时望甚重,昔许靖以虚名无实,见鄙于蜀先主,法正曰:‘靖之浮誉,播流四海,若不加礼,必以贱贤为累。’先主纳之,乃以靖为司徒。许靖且不可慢,况君实乎?”

惇以为然,光赖以少安。迁起居舍人。轼起于忧患,不欲骤履要地,辞于宰相蔡确。确曰:“公徊翔久矣,朝中无出公右者。”轼曰:“昔林希同在馆中,年且长。”确曰:“希固当先公邪?”卒不许。

元祐元年,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,即赐银绯,迁中书舍人。初,祖宗时,差役行久生弊,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,又虐使之,多致破产,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。

王安石相神宗,改为免役,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,行法者过取,以为民病。司马光为相,知免役之害,不知其利,欲复差役,差官置局,轼与其选。

轼曰:“差役、免役,各有利害。免役之害,掊敛民财,十室九空,敛聚于上,而下有钱荒之患。差役之害,民常在官,不得专力于农,而贪吏猾胥,得缘为奸。此二害轻重,盖略等矣。”

光曰:“于君何如?”轼曰:“法相因则事易成,事有渐则民不惊。三代之法,兵农为一,至秦始分为二,及唐中叶,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。

自尔以来,民不知兵,兵不知农,农出谷帛以养兵,兵出性命以卫农,天下便之。虽圣人复起,不能易也。今免役之法,实大类此。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,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,盖未易也。”光不以为然。

轼又陈于政事堂,光忿然。轼曰:“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,公为谏官,争之甚力,韩公不乐,公亦不顾。轼昔闻公道其详。岂今日作相,不许轼尽言耶?”光笑之。寻除翰林学士。

二年,兼侍读。每进读至治乱兴衰、邪正得失之际,未尝不反覆开导,觊有所启悟。哲宗虽恭默不言,辄首肯之。

尝读祖宗《宝训》,因及时事,轼历言:“今赏罚不明,善恶无所劝沮;又黄河势方北流,而强使之东;夏人入镇戎,杀掠数万人,帅臣不以闻。每事如此,恐浸成衰乱之渐。”

轼尝锁宿禁中,召入对便殿。宣仁后问曰:“卿前年为何官?”曰:“臣为常州团练副使。”曰:“今为何官?”曰:“臣今待罪翰林学士。”曰:“何以遽至此?”曰:“遭遇太皇太后、皇帝陛下。”曰:“非也。”曰:“岂大臣论荐乎?”曰:“亦非也。”

轼惊曰:“臣虽无状,不敢自他途以进。”曰:“此先帝意也。先帝每诵卿文章,必叹曰‘奇才!奇才!’但未及进用卿耳。”轼不觉哭失声。宣仁后与哲宗亦泣,左右皆感涕。已而命坐赐茶,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。

三年,权知礼部贡举。会大雪苦寒,士坐庭中,噤不能言。轼宽其禁约,使得尽技。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,且持暧昧单词,诬以为罪,轼尽奏逐之。

四年,积以论事,为当轴者所恨。轼恐不见容,请外,拜龙图阁学士、知杭州。未行,谏官言:前相蔡确知安州,作诗借郝处俊事,以讥太皇太后。大臣议迁之岭南。

轼密疏:“朝廷若薄确之罪,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;若深罪确,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。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,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,则于仁孝两得矣。”宣仁后心善轼言,而不能用。轼出郊,用前执政恩例,遣内侍赐龙茶、银合,慰劳甚厚。

既至杭,大旱,饥疫并作。轼请于朝,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,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。明年春,又减价粜常平米,多作饘粥药剂,遣使挟医,分坊治病,活者甚众。

轼曰:“杭,水陆之会,疫死比他处常多。”乃裒羡缗得二千,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,以作病坊,稍畜钱粮待之。杭本近海,地泉咸苦,居民稀少。唐刺史李泌,始引西湖水作六井,民足于水。

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,自河入田,所溉至千顷,民以殷富。湖水多葑,自唐及钱氏,岁辄浚治,宋兴,废之,葑积为田,水无几矣。

漕河失利,取给江潮,舟行市中,潮又多淤,三年一淘,为民大患,六井亦几于废。轼见茅山一河,专受江潮,盐桥一河,专受湖水,遂浚二河以通漕。复造堰<片臿>,以为湖水蓄泄之限,江潮不复入市。

以余力复完六井。又取葑田积湖中,南北径三十里,为长堤以通行者。吴人种菱,春辄芟除,不遗寸草。且募人种菱湖中,葑不复生。收其利以备修湖,取救荒余钱万缗、粮万石,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。

堤成,植芙蓉、杨柳其上,望之如画图。杭人名为苏公堤。杭僧净源,旧居海滨,与舶客交通。舶至高丽,交誉之。元丰末,其王子义天来朝,因往拜焉。

至是,净源死,其徒窃持其像,附舶往告。义天亦使其徒来祭,因持其国母二金塔,云祝两宫寿。轼不纳,奏之曰:“高丽久不入贡,失赐予厚利,意欲求朝,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,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。

若受而不答,将生怨心;受而厚赐之,正堕其计。今宜勿与知,従州郡自以理却之。彼庸僧猾商,为国生事,渐不可长,宜痛加惩创。”朝廷皆従之。

未几,贡使果至。旧例,使所至吴越七州,费二万四千余缗。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,民获交易之利,无复侵挠之害矣。浙江潮自海门东来,势如雷霆,而浮山峙于江中,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,洄洑激射,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。

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,并山而东,凿为漕河,引浙江及谿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。又并山为岸,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,自浦北折抵小岭,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,浚古河数里,达于龙山漕河,以避浮山之险。人以为便。

奏闻,有恶轼者力沮之,功以故不成。轼复言:“三吴之水,潴为太湖,太湖之水,溢为松江以入海。海日两潮,潮浊而江清,潮水常欲淤塞江路,而江水清驶,随辄涤去,海口常通,则吴中少水患。

昔苏州以东,公私船皆以篙行,无陆挽者。自庆历以来,松江大筑挽路,建长桥以扼塞江路,故今三吴多水,欲凿挽路为千桥,以迅江势。”亦不果用,人皆以为恨。轼二十年间,再莅杭,有德于民,家有画像,饮食必祝。又作生祠以报。

六年,召为吏部尚书。未至,以弟辙除右丞,改翰林承旨。辙辞右丞,欲与兄同备従官,不听。轼在翰林数月,复以谗请外,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。

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,吏不究本末,决其陂泽,注之惠民河,河不能胜,致陈亦多水。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,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。

轼始至颍,遣吏以水平准之,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,若凿黄堆,淮水顾流颍地为患。轼言于朝,従之。郡有宿贼尹遇等,数劫杀人,又杀捕盗吏兵。朝廷以名捕不获,被杀家复惧其害,匿不敢言。

轼召汝阴尉李直方,曰:“君能擒此,当力言于朝,乞行优赏;不获,亦以不职奏免君矣。”直方有母且老,与母诀而后行。乃缉知盗所,分捕其党与。

手戟刺遇,获之。朝廷以小不应格,推赏不及。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,为直方赏,不従。其后吏部为轼当迁,以符会其考。轼谓已许直方,又不报。

七年,徙扬州。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,听操舟者私载物货,征商不得留难。故操舟者辄富厚,以官舟为家,补其弊漏,且周船夫之乏,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。

近岁,一切禁而不许,故舟弊人困,多盗所载以济饥寒,公私皆病。轼请复旧,従之。未阅岁,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。是岁,哲宗亲祀南郊,轼为卤簿使,导驾入太庙。

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,不避仪仗。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,乃皇后及大长公主。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,轼曰:“中丞职当肃政,不可不以闻。”之纯不敢言,轼于车中奏之。

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。明日,诏整肃仪卫,自皇后而下,皆毋得迎谒。寻迁礼部兼端明殿、翰林侍读两学士,为礼部尚书。

高丽遣使请书,朝廷以故事尽许之。轼曰:“汉东平王请诸子及《太史公书》,犹不肯予。高丽所请,有甚于此,其可予乎?”不听。

八年,宣仁后崩,哲宗亲政。轼乞补外,以两学士出知定州。时国是将变,轼不得入辞。既行,上书言:“天下治乱,出于下情之通塞。至治之极,小民皆能自通;迨于大乱,虽近臣不能自达。

陛下临御九年,除执政、台谏外,未尝与群臣接。今听政之初,当以通下情、除壅蔽为急务。臣日侍帷幄,方当戍边,顾不得一见而行,况疏远小臣,欲求自通,难矣。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,不效愚忠。

古之圣人将有为也,必先处晦而观明,处静而观动,则万物之情,毕陈于前。陛下圣智绝人,春秋鼎盛。臣愿虚心循理,一切未有所为,默观庶事之利害,与群臣之邪正。

以三年为期,俟得其实,然后应物而作。使既作之后,天下无恨,陛下亦无悔。由此观之,陛下之有为,惟忧太早,不患稍迟,亦已明矣。

臣恐急进好利之臣,辄劝陛下轻有改变,故进此说,敢望陛下留神,社稷宗庙之福,天下幸甚。”定州军政坏弛,诸卫卒骄惰不教,军校蚕食其廪赐,前守不敢谁何。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,缮修营房,禁止饮博。

军中衣食稍足,乃部勒战法,众皆畏伏。然诸校业业不安,有卒史以赃诉其长,轼曰:“此事吾自治则可,听汝告,军中乱矣。”立决配之,众乃定。

会春大阅,将吏久废上下之分,轼命举旧典,帅常服出帐中,将吏戎服执事。副总管王光祖,自谓老将,耻之,称疾不至。轼召书吏使为奏,光祖惧而出,讫事,无一慢者。

定人言:“自韩琦去后,不见此礼至今矣。”契丹久和,边兵不可用,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,以战射自卫,犹号精锐。故相庞籍守边,因俗立法。岁久法弛,又为保甲所挠。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,不报。

绍圣初,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,以为讥斥先朝。遂以本官知英州。寻降一官。未至,贬宁远军节度副使,惠州安置。居三年,泊然无所蒂芥,人无贤愚,皆得其欢心。

又贬琼州别驾,居昌化。昌化,故儋耳地,非人所居,药饵皆无有。初僦官屋以居,有司犹谓不可。轼遂买地筑室,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。

独与幼子过处,著书以为乐,时时従其父老游,若将终身。徽宗立,移廉州,改舒州团练副使,徙永州。更三大赦,遂提举玉局观,复朝奉郎。轼自元祐以来,未尝以岁课乞迁,故官止于此。

建中靖国元年,卒于常州,年六十六。

轼与弟辙,师父洵为文,既而得之于天。尝自谓:“作文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止于所不可不止。”虽嬉笑怒骂之词,皆可书而诵之。

其体浑涵光芒,雄视百代,有文章以来,盖亦鲜矣。洵晚读《易》,作《易传》,未究,命轼述其志。轼成《易传》,复作《论语说》。

后居海南,作《书传》。又有《东坡集》四十卷、《后集》二十卷、《奏议》十五卷、《内制》十卷、《外制》三卷、《和陶诗》四卷。

一时文人如黄庭坚、晁补之、秦观、张耒、陈师道,举世未之识,轼待之如朋俦,未尝以师资自予也。自为举子至出入侍従,必以爱君为本,忠规谠论,挺挺大节,群臣无出其右。但为小人忌恶挤排,不使安于朝廷之上。

高宗即位,赠资政殿学士,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。孝宗置其文左右,读之终日忘倦,谓为文章之宗,亲制集赞,赐其曾孙峤。遂崇赠太师,谥文忠。

轼三子:迈、迨、过,俱善为文。迈,驾部员外郎。迨,承务郎。

论曰:苏轼自为童子时,士有传石介《庆历圣德诗》至蜀中者,轼历举诗中所言韩、富、杜、范诸贤以问其师。师怪而语之,则曰“正欲识是诸人耳”,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。弱冠,父子兄弟至京师,一日而声名赫然,动于四方。

既而登上第,擢词科,入掌书命,出典方州。器识之闳伟,议论之卓荦,文章之雄隽,政事之精明,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,而以迈往之气辅之。

故意之所向,言足以达其有猷,行足以遂其有为。至于祸患之来,节义足以固其有守,皆志与气所为也。仁宗初读轼、辙制策,退而喜曰: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。”

神宗尤爱其文,宫中读之,膳进忘食,称为天下奇才。二君皆有以知轼,而轼卒不得大用。一欧阳修先识之,其名遂与之齐,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,天下之至公也,相不相有命焉。

呜呼!轼不得相,又岂非幸欤?或谓:“轼稍自韬戢,虽不获柄用,亦当免祸。”虽然,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,尚得为轼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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